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其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毕业生就业质量是衡量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而就业稳定性是就业质量的重要表征。然而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却不容乐观。根据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虽然近年来高职高专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保持在90%以上，但毕业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仅为62%左右，毕业三年内平均雇主数为2.4个，约50%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转换了职业甚至行业。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全国统计数据较少，但从一些地区和学校的中等职业教育年报来看，中职毕业生一样存在就业率高但对口就业率较低、跳槽频繁等问题。
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不稳定会带来多重危害。从职业院校毕业生角度来看，就业不稳定不仅影响个体当下的生活质量，更影响个体长期的职业生涯发展。研究表明，个体早期频繁的职业流动不利于个体技能积累和资源积累，从而导致个体持续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稳定性差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因为技能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职业学校教育只是个体技能成长的初期阶段，个体还需要通过长期稳定的工作历练才能逐渐成长为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缺乏稳定就业的职业教育毕业生群体，难以形成一支有规模有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梯队，难以支撑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
职业院校毕业生更换就业单位甚至职业种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不愿干”，主动离职;另一种是学生“干不了”，被动离职。从学生角度切入有助于我们理解离职现象背后的原因。
职业选择不理性。我国学生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时通过考试分流进行职业教育体系。以舒伯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来看，这一时期学生处于职业生涯发展的“试探期”，其特点是对自我和职业的认知都比较模糊，在想象、讨论、学业和生活中尝试对职业做暂时性决定。这一时期非常需要专业的职业生涯教育和升学指导，然而中小学教育恰恰缺乏相应实践。学生及家长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也不强，专业选择盲目性较大。不少学生在接触专业学习、实习或工作就业后，才发现自己不喜欢这类工作，有的毕业后就放弃了原专业。
专业能力不够强。这与职业院校的办学有关。一方面，一些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层次过低，指向专业化程度要求较低的工作，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机器或非职业学校毕业生替代的可能性高，导致失业。另一方面，一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实际岗位需求脱节，所学非所用，学生缺少真本领，就业优势不明显。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中职毕业生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就业优势，微弱的就业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消失。
工作收入比较低。《2020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9届高职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仅为3815元。一方面是职业院校毕业生专业能力不够强、缺乏竞争优势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我国技术技能工种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也是客观事实。《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我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大量外卖骑手正是从制造业等行业转行而来的，而与其他白领工作相比，技术技能人才的薪资差距更大。薪资缺乏吸引力已经成为我国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瓶颈。
职业发展通道不畅。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工业建设为基本任务的大背景下，曾经实施过八级工制，按技术水平将劳动者分为八个等级，并将工资与技术等级挂钩。成为“八级工”曾经是许多技术技能劳动者一生努力的目标。八级工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学历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学历而非技术技能水平成了影响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砝码，对学历主要集中在高中和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构成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职业成长路径不畅直接影响个体的职业承诺，导致个体轻易更换工作，或期望通过升学选择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社会尊重程度不够。在我国，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踏踏实实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没有出息。许多学生宁可选择待业在家或者在办公室从事非技能类工作，也不愿意到生产服务一线从事技术技能工作。
